yabovip25-中国作物栽培历史的阶段划分和传统农业形成与发展

【内容摘要】我国原始农业约开始于1万年之前,最先驯化栽培的主要有黍、粟、稻、麻、菽等粮食作物。生产工具的不断发明更新,外来作物与本土作物的大融合,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对作物栽培技术的提高及南北方的农业生产结构的改变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根据作物栽培历史的技术特点,将之划分为:史前植物(作物)采集驯化期、传统农业萌芽期、北方旱作农业形成发展期、南方稻作农业形成发展期、多熟制农业形成发展期等五个阶段。以作物种质资源的起源、驯化、传播和利用为主线,探索我国传统农业各个阶段的发展规律及动因。本文认为:在我国作物栽培技术不断发展演进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极为丰富的作物种质资源和农学思想,是中国最为重要的农业物质和文化遗产。这对我国乃至世界的农业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者简介】刘旭(1953—),男,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植物种质资源学家,现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兼任中国农学会遗传资源分会理事长、中国农业生物技术学会理事长、中国野生植物保护协会副会长(北京100081)。

考古资料表明,大约距今1.2万年前,古气候进入地质史上的全新世时期,地球上最后一次冰期结束了。随着气候逐渐转暖,原始人习惯捕杀且赖以为生的许多大中型食草动物突然减少了,迫使他们转入平原谋生。在漫长的采集实践中,他们逐渐认识和掌握了可食用植物的种类及其生长习性,开始尝试种植。这就是原始农业的萌芽。农业起源的另外一种可能是,在这次气候环境的巨变中,原先以渔猎为生的原始人,不得不改进和提高捕猎技术,长矛、掷器、标枪和弓箭的发明,就是例证;捕猎技术的提高加速了捕猎物种的减少甚至灭绝,迫使人类从渔猎为主转向以采食野生植物为主,并在实践中逐渐懂得了如何栽培、储藏可食植物,以及如何驯养动物。大约距今1万年左右,人类终于发明了自己种植作物和饲养动物的生存方式,于是我们今天称为“农业”的生产方式就应运而生。

中国是世界上三大农业起源地之一。我国先民在原始时代首先驯化栽培了粟、黍、菽、稻、麻和许多果树蔬菜等,成为世界上重要的栽培植物起源中心之一。据估计,人类曾经栽培过3000种左右的植物,经过淘汰、筛选、传播和交流,其中遍布全球的大约有150多种,而目前世界人口的主要衣食来源仅依靠15种左右的农作物【1】。这些遍及全球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农作物都是原始农业时期驯化栽培的。原始农业时期,我们的祖先为我们选择驯化并传承下来的农作物资源是后来农业发展不可替代的物质基础。此外,在漫长的农业生产实践中,我们的祖先逐渐认识农业发展与“天、地、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形成重要的农学思想。

中国农业的历史进程中,大致经历了漫长的6000年—8000年的原始农业,4000年左右的古代(传统)农业,100年的现代农业的出现三个阶段。根据不同时期作物栽培技术特点、不同的农学思想和社会变革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本文将民国之前的作物栽培历史划分为:【1】史前植物(作物)采集驯化期(原始农业时期);【2】传统农业萌芽期;【3】北方旱作农业形成发展期;【4】南方稻作农业形成发展期;【5】多熟制农业形成发展期。

我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发源地之一,作物栽培历史非常悠久。大量考古资料证明,我国的原始农业起源于距今1万年之前,是直接从采集、渔猎经济中发生的。远古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采集与渔猎在整个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在漫长的社会历史进程中,人类最初并非通过农业获取食物及其它生活资料,只是在距今1万年以前,农业即种植业和畜牧业才逐渐从采集和渔猎经济中产生,并最终替代了采集、渔猎的地位。先民们把一批动植物,有意无意地驯化为家养动物和栽培植物是原始农业的最大成就。在新石器时代,人们根据植物采集活动中积累的经验,开始把一些可供食用的植物驯化成栽培植物。他们发现,散落在土壤中的野生植物种子,在适宜的条件下,适应着气候周期性变化,定期发芽、抽穗、开花、结实。经过对这些现象的无数次观察,启迪了原始人类的智慧,于是他们开始试种这些可食用的野生植物活动。经过无数次失败,终于获得成功,逐步积累了植物栽培的经验,开创了原始种植业的先河。

粟又叫谷子,是我国驯化的最古老的作物之一。1954年在西安半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陶罐中有大量的碳化谷子遗存,证明我国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开始栽培谷子。同时也表明,我国黄河流域是粟的起源驯化地。在四五千年前的甲骨文里已经有谷子的记载。

黍也是我国最早驯化的作物之一。黍就是北方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种植的黍子,籽粒比谷子大,脱粒后称为大黄米。

“后稷教民稼穑”,说的就是黍稷不但被最早驯化而且是主要的粮食作物。后来以“社稷”象征国家。可见黍稷在当时人们心中的地位有多重要。

黍稷与粟比较,其生长期更短、更耐旱耐瘠、更耐杂草,被称为先锋作物。黍稷的地位被粟取代,主要原因是其产量较低、品质较差。

原始农业时期,人们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不可能人为地创造适应作物生长的环境条件,因此,顺应自然环境的栽培技术就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黄河流域最早栽培的是粟、黍、菽、麦、麻等耐旱、耐寒作物。最先被驯化的是粟和黍,而不是别的作物,这同黄土高原的地理生态环境以及粟、黍的适应性广、耐干旱、耐瘠薄、抗逆性强是分不开的。首先,黄土高原的东南部包括陕西中部、山西南部和河南两部,是典型的黄土地带。这一带的气候,冬季严寒,夏季炎热、春季多风沙,雨量不多,年平均降雨量在250毫米—650毫米之间,义大部分集中在夏季,这时的温度高,蒸发量大,这种条件下,只有抗旱性强、生长期短的作物如粟和黍才能适应良好,其他作物就很难适应了。另外,菽、麻、麦等也是我国北方栽培最早的作物。

长江流域最早驯化的作物是水稻。中国是亚洲水稻的原产地之一。我国所有考古发现的农作物中,以水稻为最多。考古发掘发现,13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有稻谷遗存,绝大部分分布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广大华南地区。在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早在六七千年前已经普遍种植水稻,这是当时的生态条件和气候条件决定的。据有关研究,距今10000年以前,长江流域及其附近地区的气候较现在温暖、湿润,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珠江流域的气候,十分适合野生水稻的生长,中国南方属于热带、亚热带地区,雨量充沛,年平均温度17℃以上,为先民们驯育栽培水稻提供了必需的种质资源和理想的环境气候条件。

由此可见,自然环境对人类最初的植物驯化和栽培种类起了决定性作用。正是原始先民们驯化栽培的这些最早的(粟、黍、稻、菽、麻等)作物,奠定了后来中华农业文明的物质基础。

原始农业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萌芽时期、发展时期和转型发展时期三个阶段,它们大致和新石器早期、中期和晚期相对应。原始农业的萌芽,是远古文明的一次巨大飞跃,不过那时作物栽培还只是一种附属性生产活动,人类的生产资料很大程度上还依靠原始采集渔猎来获得。但随着生产工具的发展,土地利用的强度逐渐加大。从土地利用和农具发展角度,又可以将原始农业分为:刀耕农业、锄耕(或耜耕)农业、发达锄耕(或犁耕)农业三个时期。原始农业晚期出现了石器农具和耒耜农具并用的局面。由石头、骨头、术头等材质形成的农具(即非金属工具),是这一时期生产力的标志。原始农业的发展,为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创造了物质基础。

原始农业时期最早被驯化的作物有黍、粟、稻、菽、麦(可能是传入的)、麻及果蔬类作物,桑蚕业也开始起步。但仍以种植业为主,南方多种水稻,北方多种粟黍;由较早迁徙的刀耕农业,逐渐演变为定居的耕锄农业;耕作制度也由年年易地的生荒耕作制过渡到轮荒休耕耕作制。

至少在8000年前,谷子就已经在黄河流域得到广泛种植,黍稷也同样被北方居民所驯化。以关中、晋南和豫西为中心的仰韶文化和以山东为中心的北辛一大汶口文化均以种植粟黍为特征,北部辽燕地区的红山文化也属粟作农业区。在南方,水稻最早被驯化,浙江余姚河姆渡发现了距今近7000年的稻作遗存,而在湖南彭头山也发现了距今9000年的稻作遗存。

原始农业时期没有出现文字,但是远古时期的农业实践经验——古朴的农学思想,仍然通过几千年来的口口相传流传至今,形成了民间传说、远古神话。史学界具有代表性的有:伏羲从渔猎过程中驯化野生动物为家养动物;“神农氏”从采集过程中驯化野生植物为栽培植物等等。由于这一时期处于没有文字记载的远古时代,原始人劳动与创造、胜利与挫折,是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历代传递着。经过长期加工与演绎,形成神话与传说,而且这些神话与传说在后人记载中又有所附议,因此除经考古证明了的以外,需要剔除其附议的成分和神话的外衣,才能找到接近真实的历史内核。

公元前大约2070年,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夏代—春秋时期经历了大约1600年。中国由原始社会进人奴隶社会,相继建立了夏、商、周三个奴隶制王朝。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在这之前的周朝史称西周;在这之后的周朝史称东周,约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历史正式进入文明社会。金属农具的出现和使用是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转变的关键因素。

在《诗经》(公元前11世纪一前5世纪)中频繁地出现黍的诗,说明当时黍已经成为我国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其他粮食作物如谷子、水稻、大豆、麦类等也被提及。同时,《诗经》还提到韭菜、冬葵、菜瓜、蔓菁、萝卜、葫芦、莼菜、竹笋等蔬菜作物,榛、栗、桃、李、梅、杏、枣等果树作物,桑、花椒、等纤维、燃料、药材、林木等作物。

粟和黍都是北方最先驯化栽培的作物,但就北方地区而言,粟仍是新石器时期种植最广泛的作物。这是因为粟的产量比黍高,而且耐储藏;成熟收割时,谷粒不易零落;谷秆又是牲畜的优良饲料,这些都是粟取得主导地位的因素。夏商周春秋时期,黍、稷在粮食生产中仍占主要地位;麻虽也作粮食,但主要还是利用它的纤维作为衣被原料;水稻主要在长江流域栽培,虽然已传到黄河流域,但在北方,被视为粮食中的珍品,栽培并未普遍;麦、豆是这时初见记载的作物,栽培也还不多。另外,桑蚕业生产始于新石器晚期距今大约五六千年,到夏商西周时期,已经有初步发展,相应的丝织技术也有相当进步。这便是夏商周时期主要农作物组成的一个大体轮廓。

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表明,夏王朝时期已经进入青铜时代。青铜农具的出现,是我国农具材料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开始了金属农具代替石质农具的漫长过程。夏商周时期我国精耕细作传统农业出现萌芽期。商代青铜冶铸业进入了更加成熟的阶段,这为农业技术进一步提高奠定了基础。农业逐渐成为当时“决定性生产部门”,特别是商代中后期农业发展更快。夏商西周时期的农具种类与原始农业时期相比较,最大区别是此时出现了中耕农具——钱和鎛,说明人们已经初步掌握了中耕除草技术。《诗经·臣工》记载:“命我众人,庤乃钱鎛”。钱即是后来的铲,而鎛则是锄。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开始,以防洪排涝为目的的农田沟洫体系逐步建立起来了,与此相联系的垄作、条播、中耕除草和耦耕等技术相继出现并得到发展,轮荒(菑、新、畬)耕作制代替了撂荒耕作制,人们除了继续广泛利用物候知识外,又创立了天文历。

到了夏商周春秋时期,人们在长期实践中懂得种子不同,收成早晚、产量和品质也有不同,再加上社会需求的多样化(例如祭祀、酿造、嗜好、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等方面的需求),对农作物的类型和特性引起了注意,并加以有意识的选择,出现了原始农业时期所没有的选种效果。《诗经》农事诗中就有关于选种的记载。《豳风·七月》:“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穆,禾麻菽麦。”《鲁颂·閟宫》:“黍稷重穆,植稚菽麦。”所谓“重”、“穆”、“稙”、“稚”是指播种收获的早晚而言。晚熟的品种称为“重”,早熟的品种称为“穆”;早播的品种称为“葙”,晚播品种称为“稚”。

当时还有播种前选种的描述。《诗经·大雅·民生》记载:“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衰,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全文介绍的都是作物生长的各阶段形态。其中“种之黄茂,实方实苞”,讲的就是选种要点。

从典籍中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在新石器时代之后我国作物生产发展演变的脉络。例如,在《诗经》中对黍稷和大麦有品种分类的记载。《涛经》和另一本同时期著作《夏小正》还对植物的生长发育如开花结实等的生理生态特点有比较详细的记录,并且这些知识被广泛用于指导当时的农事活动。这一传统农业的粗放经营时期的作物与栽培技术被后人汇集成中国传统农学的奠基作——《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成书于秦王赢政八年,公元前239年),它是先秦时代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长期发展的总结,而且主要反映了战国以前的作物栽培的情况。

夏商周时期,是由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过渡时期。先秦时期的农书多已经失传,但从有文字记载的史料中,可以发现传统农业形成发展的轨迹。从甲骨文中对有关农业零散的记叙,到后来的《诗经》等文献对当时农业生产状况逐渐有较为系统的描叙。在安阳殷墟发掘出来的甲骨卜辞中,有关农业的竟达四、五千片之多,而且直接与种植业有关,内容涉及农田垦治、作物栽培、田间管理、收获储藏等各方面,反映出商代对农业十分重视。《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描述农事的诗有21首之多,涉及当时农业的各个方面;《禹贡》则是我国最早的土壤学著作,对全国的土壤进行了分类,为后来农业种植必须辨别土壤,因地制宜提供了依据;最早的农业历书《夏小正》,为后来农业生产必须不违农时,适应和利用自然气候条件,从而获取丰收指出了基本方向。这些思想的积累为后来天、地、人“三才”理论的提出提供了思想基础。

夏商西周及春秋时期是我国传统农业的萌芽期,此时的农业技术虽然还比较粗放,但是已经基本摆脱了原始农业的耕作方式,精耕细作技术已经在某些栽培环节中应用了。

春秋战国时期,特别是战国时期,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时期,也是由粗放农业向精细农业发展时期。主要体现在冶铁业的产生和发展、牛耕的出现,对农业生产的进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西晋之前我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一直在北方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和农学思想也出现在北方,促进了北方精耕细作旱作技术的形成与发展。

汉代是我国国外作物引进的第一个高峰。这一时期,由于社会稳定,经济有较大发展,对外交流增多,除了本土驯化的作物以外,使得许多域外作物得到交流和引进。例如,公元前138年,张骞先后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西汉王朝同西域的往来通道——著名的“丝绸之路”,出现了珍稀物种或农牧业物产的互通有无,形成了“殊方异物,四面而至”的局面。

根据《史记》、《汉书》及后世的方志本草类文献记载,从西域诸地传入的作物主要有:苜蓿、葡萄、石榴、胡麻(芝麻和亚麻)、大蒜、葱、胡桃(核桃)、胡豆(蚕豆、豌豆等)、胡荽(芜荽)、莴苣【2】、金桃(猕猴桃)、胡瓜(黄瓜)、蓖麻、胡椒等。另外一种重要的作物高粱(非洲高粱)也是大约四世纪前后从非洲经印度传入我国的。

秦汉时期引进作物主要是果树、蔬菜类,虽然对我国传统粮食作物的种植结构并无多大影响,但是丰富了当时的作物品种和种类,对改变我国的饮食结构,提高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西汉时期的《汜胜之书》中提到的主要作物有禾、黍、麦、稻、稗、大豆、小豆、臬、麻、瓜、瓠、芋、桑等13种,可以基本反映出当时作物种类概貌。

春秋战国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大田作物,和夏、商、西周时代一样,粮食作物占绝对支配地位,除粮食作物外,只有纤维作物见于大田栽培。但粮食作物的种类,虽然基本如故,但其构成及位序则发生了颇大的变化。变化特点是:菽(大豆)的地位迅速上升,至春秋末年和战国时代,菽已经和粟并列为主要粮食作物。这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是一“空前绝后”的现象。

大豆这时上升为主粮,是由多种因素所促成的。从大豆本身看,它比较耐旱,具有一定的救荒作用,西汉时期的《汜胜之书》说:“大豆保岁易为,宜古之所以备凶年也。”而且它营养丰富,既能当粮食又能作蔬菜。《战国策·韩策》:“韩地……五谷所生,非麦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藿,就是豆叶。这些大概是大豆在当时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从耕作制度的发展看,春秋战国正是从休闲制向连种制转变时期,面临着在新的土地利用方式下,如何保养地力的问题。大豆的根瘤有肥地作用,它与禾谷类轮作,有利于在连种条件下用地与养地相结合。人们在实践中获得了这种经验,这是大豆在当时迅速发展的又一原因。

大豆在中原地区的迅速发展,还与其另一新品种“戎菽”的传人有关。《逸周书·王会解》记载“山戎”曾向周成王贡献特产“戎菽”。“山戎”是与东胡族有密切关系的少数民族,春秋时居燕国之北。《管子·戒》:“(齐桓公)北伐山戎,出冬葱与戎菽,布之天下。”这大概是产于山戎地区的一个新品种,因其品质较优,适应性较强,得中原人民珍爱,又符合了当时从休闲制向连种制过渡的需要,从而得到迅速的推广。

北方旱作农业的基本特征是:金属农具和木制农具代替了原始的石器农具,铁犁、铁锄、铁耙、耧车、风车、水车、石磨等得到广泛使用;畜力成为生产的主要动力,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一整套农业技术措施逐步形成,如选育良种、积肥施肥、兴修水利、防治病虫害、改良土壤、改革农具、利用水力能源、实行轮作制等。

耕作制度在春秋战国时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西周时期的休闲制度逐步向连种制过渡,大抵春秋时期尚是休闲制与连种制并存,到了战国时期连种制已经占主导地位了,《汜胜之书》记载到汉代北方地区已经出现“禾一麦一豆”两年三熟制。这与铁农具的发明推广使用是分不开的。

铁农具为后来的畜力——牛耕及精耕细作技术的提高提供了技术保障。秦汉时期我国冶铁技术在战国基础上获得巨大发展,铁农具进一步普及。汉代《盐铁论·水旱篇》记载:“农,天下之大业也。铁器,民之大用也。”《盐铁论·农耕篇》记载:“铁器者,农夫之生死也”。可见,农业生产与铁制农具已经密不可分。西汉中期,搜粟都尉赵过推行耦犁,是中国牛耕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同时还发明了畜力牵引的播种农具“耧车”等重要农业生产工具。

北魏时期的《齐民要术》在栽培植物方面,叙述的重点放在了农田主要禾谷类作物上。在这个环节中,要注意的问题很多,既要考虑作物自身的因素,也要顾及“天时”与“地利”的影响。从广义上讲,播种包涵从选种、育苗、栽种直至后期预防等一系列作业环节。如果没有好的种子,再肥沃的土地也孕育不出丰美的果实。播种的密度不合理,只能浪费土地资源和肥力,或导致作物争肥,良莠不齐,从整体上降低生产质量。所以选种是首要的、关键的任务。在选留作物良种方面,《齐民要术》记载了97个谷物的品种,其中黍12个,粱4个,秫6个,小麦8个,水稻36个(包括糯稻11个)。在这97个谷物的品种中,除了11个是从前人的书籍记载中收录的,其他的86个是贾思勰自己搜集补充进去的。

贾思勰很注重作物品种的特性研究,在《齐民要术》中对不同品种的成熟期、植株高度、产量、质量、抗逆性等特性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比较。

秦汉至魏晋(公元前221年—公元317年)是中国北方地区旱地农业技术逐步发展成熟时期。人们已经非常重视土壤墒情,汉代《汜胜之书》在总结战国时期的《吕氏春秋》中《尚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关于农业“三才”理论、农业技术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适时耕作以蓄墒,耕后摩平以保墒,加强以提墒,积雪蔺雪以补墒,这样一整套保墒防旱技术。耕、耙、耱配套技术形成,标志着北方旱地耕作技术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耧车为代表的多种大型复杂的农具先后发明、运用,区田法、代田法的发明与应用都是为了抗旱夺丰收。秦汉时期北方轮作复种、间作混作栽培技术已经出现。

《汜胜之书》中提到的区种法(即区田法)在该书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书中提到的溲种法、耕田法、种麦法、种瓜法、种瓠法、穗选法、调节稻田水温法、桑苗截干法等,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当时的农作技术水平。

东汉大尚书崔寔模仿古时月令所著的《四民月令》是叙述一年例行农事活动的农书,成书于2世纪中期,叙述田庄从正月直到十二月中的农业和副业活动,对古时谷类、瓜菜的种植时令和栽种方法有所详述,亦有篇章介绍当时的纺绩、织染和酿造、制药等手工业。

贾思勰《齐民要术》对北方地区公元六世纪之前精耕细作技术进行了总结。书中分析了黄河上中游的高原土壤的特点,指出其具有天然的优良土质,只要能够得到适当的使用及养护,就可以确保收获丰盛的农作物。合理适当的养护土地,实际上有着非常深厚的学问。要注意和考虑的问题很多,包括改造和熟化土壤、保蓄水分、提高地力、作物轮作换茬、绿肥种植翻压、田间井群布局以及冬灌等方面,这些问题在《齐民要术》中,作者都有周全细致的阐述。

气候和土壤条件给农业生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可以依靠人的努力来挽救和弥补的。针对北方干旱少雨的情况,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对怎样打井浇地、积雪、冬灌等等问题,都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创见。特别是总结了耕、耙、耱、锄、压等一整套保墒防旱的技术。对于这些环节之间的巧妙配合及灵活操作、运用都做了系统的归纳。《齐民要术》中列举了形式多样的耕作方式,有深耕、浅耕、初耕、转耕、纵耕、横耕、顺耕、逆耕、春耕、夏耕、秋耕、冬耕等等,并详细说明了每一种耕作方式适用于哪些情况,如何具体操作等。在农作物的田间管理过程中,他强调农作物要多锄、深锄,锄小,锄早,逐次调整中耕深度。此外,对于地力已经退化减产的土地,作者也记叙了补救和改良的措施。

书中还专门提到了怎样保持和提高地力。我国魏晋以前的先民们,主要依靠轮换休闲的办法来恢复提高土壤肥力。这种方法虽然对耕作过后的土地具有一定程度的改良作用,但在提高土地利用率方面不但没有多大优势,相反,这种休闲的方法实际上是妨碍了土地利用率的提高,浪费了土地的有效资源。在当时比较发达的北方地区,人们经过长期的农作实践,轮作连种制逐渐被认可。这种耕作制既能提高土地利用率,又能有效恢复地力。从汉代开始,连年种植在华北的许多地区已是司空见惯,到了贾思勰生活的北魏时期,民间开始推广实施轮作制,并且出现了多种形式的间作套种方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给我们提出了一套完整而又复杂的大田作物的轮作,即“作物轮栽”法。

《汜胜之书》——汉代出现的重要农书,是西汉晚期的一部重要农学著作,一般认为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农书。作者汜胜之,汉成帝时人,曾为议郎,在今陕西关中平原地区教民耕种,获得丰收。该书是他对西汉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经验和操作技术的总结,主要内容包括耕作的基本原则、播种日期的选择、种子处理、个别作物的栽培、收获、留种和贮藏技术、区种法等。就现存文字来看,对个别作物的栽培技术的记载较为详细。

《齐民要术》——另一部重要农学巨著,是益都(今属山东)人、中国杰出农学家贾思勰所著的一部综合性农书。《齐民要术》虽然成书于北魏时期,书中内容却是我国北方地区公元六世纪之前农学思想的一个总结,也是世界农学史上最早的专著之一,是中国现存的最完整的农书,该书对我国后来的农学思想影响极为深远。

中国传统农业延续的时间十分长久,大约在战国、秦汉之际,北方地区已逐渐形成一套以精耕细作为特点的传统旱作农业技术。农作制表现在,轮荒休闲耕作制向土地轮作连种制过渡,在其发展过程中,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尽管有很大的改进和提高,但就其主要特征而言,直到清代也没有根本性质的变化。中国传统农业技术的精华在这期间基本形成,对世界农业的发展有过积极的影响。重视、继承和发扬传统农业精耕细作技术,使之与现代农业技术合理地结合,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东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出现了两次大规模的人口南移,使得整个农业经济结构发展了根本性变化,农作制度又有所发展。因为北方战乱,人口大量南移,北方荒芜土地较多,耕作制进展不大;轮作制有了较大发展,特别是南方轮作连种跨入新的阶段。

在隋唐北宋时期,人们对药用观赏类植物(尤其是园林植物和药用植物)的兴趣日益增长,不仅引种驯化的水平在不断提高,生物学认识也日趋深入。约成书于7世纪或8世纪初的《食疗本草》记述了160多种粮油蔬果植物,从这本书中可以发现这个时期的一些作物变化特点,如一些原属粮食的作物已向蔬菜转化、还在不断驯化新的作物(如牛蒡子、苋菜等)。

同时,在盛唐之时,包括唐玄奘在内的一批传经人士、经商人士再次沟通与加强了中国与中亚、南亚的联系,从而形成又一次国外引种高潮。引进的新的作物种类有菠菜、小茴香、龙胆香、安息香、波斯枣、巴旦杏、油橄榄、水仙花、金钱花等。

在这个时期,园林植物包括花卉的驯化与栽培得到空前的发展,人们对花木的引种、栽培和嫁接进行了大量研究和实践。

隋唐时期稻麦地位上升。唐代大田作物构成最大的变化是稻麦地位的上升,逐步取代了粟稻的传统地位。在《齐民要术》中,谷列于首位,而大小麦和水稻地位稍稍靠后。但是在《四时纂要》中,通过考察其全年各个月份的农事安排,已经看不出上述的差别,有关于大小麦的农事活动出现的频率反而居多。

麦类在南方的种植较早,但关于稻麦复种一年两熟的明确记载首见于唐代。据唐·樊绰《蛮书·云南管内物产第七》“从曲靖州以南,滇池以西,土俗唯业水田,种麻、豆、黍、稷,不过町疃。水田每年一熟,从八月获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便于稻田种大麦,三月、四月即熟。收大麦后,还种粳稻。小麦即于冈陵种之,十二月下旬已抽节,如三月小麦与大麦同时收刈。”这段史料介绍的是云南滇池一带主要的耕作制,与水稻复种的是大麦,从十一月十二月之交到次年三、四月,生长期约四个月,比起长江流域八月种麦,次年四五月收麦,是早熟品种。云南麦作历史悠久,气候比较温暖,因此在这里首先出现稻麦复种制,并非偶然。至于长江流域在唐代是否广泛推广稻麦复种制,学术界多持谨慎态度。一般来说,长江流域稻麦两熟制的初步发展应该在两宋时期。

麦类在南方的推广,使得复种指数大大提高,而且不与水稻争地,形成年内稻麦两作,提高了粮食单产和总产。这是南方粮食产量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南稻北粟的局面,到唐中后期开始被打破。此后,稻逐渐代替了粟在全国粮食生产中的首要地位,麦紧随其后,粟则退居二者之后。

根据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汉代的江南地区仍是“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可见那时的江南地区虽有广袤的土地,却因人口稀少和生产力的不发达而得不到很好的开发。至东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由于游牧民族的侵蹂和统治,长期处于动乱之中,南方则相对和平稳定。北人大批南下,不仅给南方带来了大批的劳动力,也带来了许多先进的工具与生产技术,使江南地区的土地开发形成了一个高潮。北方人口陆续不断地大量南迁,对土地的需求量急剧增加,其垦殖的范围自然就要扩大到条件较为艰难的山陵及湖沼地区。

隋唐以前,我国已形成了一些不同的农业经济区域,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s://xinwomen.com/,作物栽培从大的方面讲,可以划分为黄河中下游经济区和长江中下游经济区。秦汉时期,我国的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则比较落后。汉末魏晋之际由于长期的战乱,黄河流域中下游富庶地区的经济受到严重摧残,特别是永嘉之乱以至十六国时期,这一地区的经济被破坏得更加严重。正由于此,大批北人南移,推动了南方的开发,所谓“扬部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湖傍海,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值一金”【3】。描述的就是南朝刘宋时期江南土地得到初步开发的景象。

隋、唐两个皇朝仍以关中地区为王业之本。这是由于从北魏开始,黄河流域的经济又逐步得到恢复。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魏书·食货志》所描述的“府藏盈积”的状况,这就为隋朝的强盛和统一奠定了物质基础。在北魏以来经济基础之上,竭力经营,大力发展关中的经济,使这个古老的农业区又重新得到了开发。关中地区以及关东地区又成了隋朝和唐朝前期的经济重心地区。但自安史之乱以后,北方地区的经济逐渐凋敝,而江淮地区的经济则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南方经济逐步赶上和开始超过北方。我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再次南移。

隋唐以前的经济区,由于受地理条件复杂性的制约,造成局部地理条件的独立性,使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不平衡。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这种特点就更加显著。隋代的大运河,是适应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而大运河的开通,就将黄河中下游的经济区与长江中下游的经济区沟通起来,打破了原来经济区的封闭性。在运河一线逐渐形成了一个大的经济带,运河区域的经济区就形成了。

南朝时长江流域已很繁荣,因而使唐朝的国力又超过秦汉。中唐以后,全国经济重心已有向南方推移的迹象,到两宋时就肯定移转到南方了。在南方经济的发展中,水稻的大量增产起着主导作用。我们现在虽然没有唐宋时代的粮食统计,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至迟到北宋时,稻的总产量已经上升到全国粮食作物的第1位。因而宋代就有“苏常熟,天下足”和“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明代又有“湖广(今湖南、湖北两省)熟,天下足”的说法。

江南的水稻生产在唐初和中后期发生了较大变化。《文物》(1978年3期)发表的文章《洛阳隋唐含嘉仓的发掘》中表述了,武则天时期许多江南租米和北方租粟的入窑账目。其中有苏州大米1万石。《书》卷53《食货三》,《旧唐书》卷49《食货下》描述,唐初江南稻米北运不过20万石,中唐以后便增至300万石。

隋、唐代统治者虽然建都在北方,但是意识到南方的经济地位的重要。东晋以后南方的开发,隋朝大运河的开通,把南北经济紧密联合起来,为后来大唐帝国的繁荣昌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东晋南朝时期,由于中原长年战乱,北方人口大规模南下的浪潮接连不断,南下的人口大都聚集在江南运河区域。他们大多是北方的农民,有的成为侨置郡县的自耕农,有的沦为士族地主的依附人口。其中也有许多知识分子,带来了北方的文化风俗,即所谓“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4】,“平江、常、润、湖、杭、明、越号为士大夫渊薮,天下贤俊多避地于此”【5】。

北方人口大批南移,极大地增加了江南运河区域的劳动人手,也大大提高了江南人口的整体素质,这是促进江南运河区域农业发展的重要的条件。同时,北人的不断南下,使江南运河区域人口激增,原有耕地无法支撑陡然增加的人口需求,于是,耕地骤然问宝贵起来,越江而来的北方士族地主和南方世居地主,为了获得大片耕地,开始了大规模的土地兼并活动。他们凭借着朝廷的优容,纷纷“占夺田土”,“封略山湖”,把一些无主荒原和山林沼泽,尽行囊括,占为己有,造成“山湖川泽,皆为豪强所专”的局面【6】。通过这种方式所占夺的田土和山湖川泽,常常跨州连县,幅员数十里乃至二三百里。这股抢占山泽之风,起先主要集中在都城——建康附近和太湖地区,后来逐步向南发展,直至会稽郡。土地兼并客观上提供了改善农耕生产灌溉条件。而这一带,恰恰是江南运河及水利工程分布密集之地,山林易于开垦,土地浇灌便利。所以,不久之后这一带成为新兴的南方经济区的核心部分。

东晋—北宋(317—1127)时期,经济重心从北方转移到南方,南方水田技术配套技术形成。由于政治经济中心南移,使得我国南方水田耕作技术发展迅速。一套以耕、耙、耖为主要内容的水田耕作技术逐步发展成熟。江东曲辕犁是唐代最先进的耕犁,同时为水田灌溉服务的龙骨车、筒车等提水农具得到广泛应用推广,中唐后期水利建设的重点转移到南方,尤其是五代时期盘踞江南的吴越王国,大力兴修江南河网水利,使太湖流域逐步形成了塘浦圩田系统,奠定了后来发展为全国著名粮仓的基础。

成书于五代十国的韩鄂编撰而成的《四时纂要》,有人认为是主要反映了渭水与黄河下游一带农业生产情况,而另一些人又认为主要反映的唐末长江流域地区农业生产技术状况的,但不管如何,此书的确同时描述南北两方的农事情况,这与此前农书主要描述北方农事情况不大相同,反映了南方稻作农业形成与发展,并在作物生产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而随后在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由陈旉完成的《陈旉农书》也是关于对这一时期农事活动的科学技术的著名农书。书中提出的与水稻栽培技术有关的“十二宜”,首次提出作物栽培生长期,不但要使用底肥、种肥,还要使用追肥技术,提出了著名的“地力常新壮说”。这是一部以南方水稻农业为主要对象的农书,从而进一步说明了我国此时南方稻作农业的地位及科学技术的成熟。

南方稻作农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东晋时期人口大量南移和唐朝中期“安史之乱”后北人大量南迁,北方先进的农耕技术和文化随着政治经济中心南移,促进了南方稻作农业的发展;使南方特别是长江中下游成为我国的经济中心,其粮食产量超过了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北方,并由此开始了长达一千五百年左右的南粮北运的历史。而这段时间北方的农作技术发展相对较缓。

1127年金人攻破汴京(今开封),宋王室南迁,建都临安(今杭州),史称南宋。南北宋时期,契丹、党项、女真等游牧民族,在我国北方建立了辽、西夏、金等政权,他们与宋王朝长期对峙和战争,使得北方农业生产受到破坏,但是民族的融合又使得农耕技术向北方拓展。同时国家财政愈加依赖南方,人口大量南移,更加促进南方的开发,南宋时期我国经济中心南移的过程最终得以完成。随着作物栽培技术的不断提高,加上外来作物的不断引进,特别是明清时期美洲作物的引进推广,以及人口不断增加对粮食需求量的大量增加,使得传统农业精耕细作技术到清代达到了顶峰——作物栽培多熟种植达到成熟。传统农业逐步形成以多熟制为中心的传统农业耕作制度。

宋代引进的“占城稻”也是这一时期重要的作物品种。占城稻原产占城国(今越南中南部),传人中国的时间史无记载,但北宋时期,福建已经开始种植,占城稻“耐水旱而成实早”,义有“不择地而生”的优点,是一种耐旱的早熟籼稻品种,其生育期约为110天,为推广双季稻、稻麦轮作提供了可能。特别是南宋以后,由于政治经济重心南移,北方的小麦在南方得到普及和推广,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得宋代特别是南宋的稻麦轮作得到推广普及。于是水稻首次上升为全国首要的粮食作物,麦作也发展迅速,地位仅次于水稻。稻、麦地位的上升,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以粟、黍(特别是北方)为主食的饮食结构。

油菜在南宋时期成为南方重要的冬作物,因为油菜籽出油率高,是禾谷类作物的优良前作,而且“易种收多”,在南方经冬不死,与水稻搭配,形成水稻、油菜一年两熟耕作制。

宋代中棉的引进推广,改变了人们几千年来以麻(丝)为主的现象,这是我国衣被面料由麻为主转变成以棉为主的重要转折点。

明清时期由于哥伦布1492年发现了美洲大陆,加上世界航运的兴起,美洲的一些农作物开始引入我国,形成我国作物国外引种史上第三高潮期,如玉米、花生、甘薯、马铃薯、烟草、辣椒等20余种美洲作物相继传入我国,对改变传统种植结构,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改善人们生活水平、饮食结构等方面起了巨大作用。

著名农业史专家万国鼎先生认为:“清初人口1亿多,乾隆初年超过2亿,乾隆末已近3亿,清末达4亿多”。人口增加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持续压力。明朝至清前中期(1368年—1840年)这一时期中国普遍出现人多地少的矛盾,农业生产向进一步精耕细作发展。美洲新大陆的许多作物被引进中国,对中国的农作物结构发生重大影响,多熟种植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方式,也是清代粮食单产和总产大幅度提高的主要原因。粮食增产的因素很多,清初以来的粮食增产当然不是单靠新的高产作物的引种,稻、麦等原有作物的多熟制在增产中所占比重可能还比较大些,但是玉米、甘薯等高产作物的大量引进与广泛种植,同时在北方也形成普遍的两年三熟,必然也起了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

18世纪中叶以后,我国北方除了一年一熟的寒冷地区外,山东、河北及陕西关中地区已经较普遍实行两年三熟制,或者四年三熟制,这种农作制经过几十年的逐步完善,到19世纪前期已经定型。《农圃便览》反映的情况是:每年一季夏粮一季秋粮,隔年回种一季作物,逐步形成冬季休闲的两年三熟制。典型两年三熟制的轮作方式是:谷子(或玉米、高粱)—麦—豆类(或玉米、谷类、薯类)。南方地区多熟制也有较大发展,《农政全书》记载,明后期长江下游一带“凡高仰田町棉可稻者”,连种两年棉,再种一年稻;还有用麦和黄花苜蓿轮作的。据文献记载,当时比较流行的间作套种形式有:粮豆间作,粮菜间作,早晚稻套种,稻豆套种,麦棉套种,稻薯套种,稻蔗套种等。

明清时期突出表现在双季稻和三熟制存南方许多地区有较大发展。双季稻早稻一般采用生长期短,收获早的品种,遇到灾害有较大回旋余地。清代康熙时期,长江流域曾经广泛推广双季稻。随着双季稻的发展,在自然条件适宜地区,加上麦和油菜在南方的普及推广,逐步发展为麦稻稻,或者油菜稻稻等形式的三熟制。如万历《福州志》记载:“四月刈麦之后,乃种早晚两稻”;嘉靖安徽《太平县志》记载:“岁可三收,既获稻,乃艺菽,收菽种麦”;《广东新语》和《江南催耕课稻篇》记载有广东、广西三季连作稻;清代《抚郡农产考略》也有江西抚州地区常有双季稻后种麦、豆或蔬菜等三熟制。

这一时期综合性农书的代表为《王祯农书》、《农政全书》与《授时通考》。元代的《王祯农书》(1313)在我国古代农学遗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兼论北方农业技术和南方农业技术;《农政全书》的撰著者为徐光启(1562年—1633年),编写时间是在天启五年(1625)至崇祯元年(1628)之间;《授时通考》是依据乾隆旨令由内廷阁臣集体汇编的一部大型农书,从编纂到刊印前后五年。

这三部农书既是中国长达4000年传统农业的结晶,又是对南宋至清800年来多熟制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农业的全面总结,可以说它既能体现出传统农业的特点与精髓,也同现代农业生产仍有一脉相通之处,承上启下有如“一个典型的里程碑”【7】,因此就其文献学上的地位,也自有得以传世并供人参阅的因由。

几千年来,我国传统农业为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留下了许多宝贵农业遗产,其中形成极为丰富的种质资源是我国乃至世界最为重要的农业遗产,农业文化和农耕制度是促进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动力,这对我国农业及世界农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土作物与外来作物经过不断交流、融合,使得我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食物结构更加合理。

我国的传统农业从发展到成熟经历了公元前大约2070年至公元前475年大约1600年的粗放经营,和公元前475年至公元1911年大约2400年的精耕细作两个大阶段,而后一个大的阶段又可以分成北方旱作农业、南方稻作农业、多熟制为主的农作制等三个较为明显的时期,每个时期大约都经历了800年左右的形成发展与成熟完善。

公元前大约2070年,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夏代一春秋时期,经历了大约1600年。由于青铜时代逐步取代了石器时代,青铜农具的出现,是我国农具材料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开始了金属农具代替石质农具的漫长过程。夏商西周及春秋是我国传统农业粗放经营的大阶段,又称作我国传统农业萌芽时期。

公元前475年—公元317年,战国一西晋时期,随着周王室统治的衰落,诸侯称霸,新兴的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一时期,由于政治经济中心主要在北方地区,北方的旱作技术获得了长足发展。主要体现在:冶铁业的产生和发展、出现了大量的耕地、中耕、除草、播种、收获等铁制农具,牛耕也同时出现,为北方旱作农业的精耕细作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是我国传统农业精耕细作大阶段的旱作农业形成发展时期。

公元317年—1127年,东晋一北宋时期,因为北方战乱,人口大量南移,政治经济重心偏向南方,我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开发南方地区。东晋时期人口的南移,将北方先进的耕作技术带到了南方,使得整个农业经济结构发展了根本性变化,南方稻作形成发展期,特别是唐代,逐步形成了粮食生产南方为主的格局,隋唐之后由于南北大运河的开通,也开始了我国南粮北运的历史。这是我国传统农业精耕细作大阶段的稻作农业形成发展时期。

公元1127年—1911年,南宋一明清时期,由于“占城稻”引进,使我国南方稻麦轮作复种跨入新的阶段;而域外作物的传人,特别是明清时期美洲高产作物的传人及广泛推广,使得本土作物与外来作物之间进行合理轮作复种,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和粮食总产量,传统农业逐步形成以多熟制为中心的农业耕作制度。这是我国传统农业精耕细作大阶段的多熟制农业形成发展时期。

纵观中国作物栽培发展的历史,从1~1.2万年前的植物采集驯化开始到公元前2070年夏朝的建立,大约经历了6000~8000年左右,我们称其为植物采集驯化,也就是原始农业阶段,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转变。导致了原始农业的发生;夏商周春秋时期大约经历了1600年左右,青铜器的出现,金属农具逐步替代了石质、术质农具,是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转型的阶段,这时期的农业栽培耕作技术获得长足的划时代的进步。战国到西晋约800年左右的时间,由于铁制农具、牛耕等技术的出现,促成北方旱作栽培技术的发展成熟;东晋至北宋约800年左右的时间,由于政治经济中心的南移,导致了我国南方地区的首次大开发,南方水田稻作技术逐渐成熟;而南宋到清末约800年左右的时间,由于域外作物,特别是美洲高产作物的传人,以多熟制为中心的农作技术成为我国主要的农作物栽培耕作制度。

从东周战国开始,由乱(分裂)到治(统一)几乎每800年循环一次。每个过程都经过了300~400年分裂战乱到一个短命朝代的统一(几十年),迎来300~400年和平统一繁荣发展。例如,春秋战国之乱,秦朝统一,两汉相对稳定繁荣;三国两晋南北朝之乱,隋代统一,唐代相对稳定发展;五代十国南北宋之乱,元代统一,明清相对稳定发展。在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农业技术会出现相对较大发展:汉代铁制农具大量出现;隋唐时期南方粮食产量超过北方,开始了长达约1500年的南粮北运;明清时期美洲作物,由于商贸活动不断引进传播,导致多熟制发展成熟。从春秋战国到清末大约2400年左右时间里,传统农业完成了二三次大发展。第一个800年左有北方旱作农业发展成熟;第二个800年左右南方水田稻作农业发展成熟;第三个800年左右形成以多熟制为中心的农业制成熟完善。可见传统农业的发展与社会的变革息息相关,当然也与科技进步密不可分。

总之,我国原始农业的发生就是作物栽培的起始。在这漫长的作物栽培发展史过程中,作物种类与品种发生了巨大变化,栽培方法、耕作制度、生产工具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也相应发生了变化。耕作制度从粗放经营到精耕细作;农学思想从被动敬畏迷信大自然到主动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并利用自然,做到天、地、人之间的统一,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总结出对农业生产具有很强指导意义的农学思想。我们可以发现,作物栽培技术的不断进步丰富了农学思想;农学思想的不断形成与提高对农业发展又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我国的作物栽培的历史就是一部农业发展史,也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山东省青岛农业大学王宝卿研究员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王秀东副研究员在资料搜集整理与史料考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此表示感谢。同时感谢中国农业博物馆曹幸穗研究员在论文成文过程中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1】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出社,1989年,第43页。

【2】梁家勉先生认为莴苣是隋代引进的,本文根据多方资料印证认为莴苣是汉代引进的。

【7】游修龄:《从大型农书的体系比较试论〈农政全书〉的特点与成立》,《中国农史》,1983年第2期。

[1]王毓瑚.我国自古以来的重要农作物[J].农业考古,1981,(1)、(2);1982,(2).

[4]董恺忱,范楚玉.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5]刘旭.作物和林木种质资源研究进展[M].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1.

[6]张芳,王思明.中国农业科技史[M].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1.

[7]王思明,陈少华.万国鼎文集[M].北京:中围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8]王宝卿.明清以来山东种植结构变迁及其影响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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